原创

发现忧伤也可以释怀。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说起莫尔斯这个人的发明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此人在开始研制电报机之前,根本不是理工背景出身,而是一位地道的文科生,而且在艺术领域造诣非凡,已是美国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甚至在1826年到1842年还担任过美国美术协会主席这一职位。为了谋生,也为提高绘画水平,他于1829~1832年间携笔欧游,博得了旧大陆同行和收藏家的不少赞誉。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归国途中,他命运的指针悄然被发明之神拨动了。
从技术角度来说,通电是指将特定信息经由某一电报机终端发往所有能够接收到该机信号的终端机的过程。一般的电报是点对点,一台拍一台收;通电则是点对面,一层层转发,直到路上所有接入的终端都收到为止,类似于一种广播。说得浅显一点,当年的通电,就像现在春节期间的手机短信群发。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著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赀二千五百万镑,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暧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又诒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神圣,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制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拨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会,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懔懔,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失,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断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织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鸩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澔新邦,悬为虚器,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扳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生股栗,海内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敝,民力壮盛,有如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要知道,一名毫无科学基础的画家想去研制当时已经算是高精尖技术的电报,其难度绝对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大学生文科转理科,更不要提莫尔斯那一年已经41岁了。但是成功者与凡庸者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智力上有多大的差距,而在于他们有没有勇气和毅力把自己的构想付诸实施。
“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以后充当军务司副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皇皇,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员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漠,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设专局,一言未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冒政党之名义以遂其影射之谋,借报馆之揄扬以掩其凶横之迹。排解之使困于道途,防御之士疲于夜,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赖将士忠诚,侦探敏捷,机关悉破,弭患无形。吾鄂人民胥拜天赐,然余孽虽歼,元憝未殄,当国家未定之秋,固不堪种瓜再摘,以枭獍习成之性,又岂能迁地为良。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属同恶共济,并乞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外随行诸人,有勇知方,素为元洪所深信,如愿回籍者,请就近酌发川资,俾归乡里,用示劝善罚恶之意。至振武虽伏国典,前功固不可没,所部概属无辜,元洪当经纪其丧,抚恤其家,安置其徒众,决不敢株累一人。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元洪藐然一身,托于诸将士之上,闒茸尸位,抚驭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思之雪涕,独行踽踽,此恨绵绵。更乞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尤为感祷!临颍悲痛,不尽欲言。”
是啊,这还能不懵么?你不是说厦门旱线在海平面以下,所以算海线吗?那荷兰呐?你们大北公司只要承认荷兰境内的电报线全是海线,我们立马就给你们开放登陆权。
我渐渐懂得儿子了。他九岁时,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作“小小友”,一起谈论柏杨文集。他十二岁时,请作家二月河伯伯开列必读历史书目。如今,人生航道弯弯曲曲,激流仍然冲出了一条奔向理想的河床。可见,人的热爱是任何力量都遏止不了的。相信年轻人吧,后生可敬,后生可畏。如今的千千万万年轻人,连人生的第一桶金都还没有掘到,甚至还正阮囊羞涩,在浮嚣沉重的现实生活压力之下,像红尘中的虫蚁一样奔忙,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加班,挣薪水,评职称,供房子,跑关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报,而且从今往后,开始采用一等官报一年免费、次年半价这样的模式轮流收费,这样才算堵住了股东们的嘴。
上海的洋商们都在私下里嘀咕,说清政府根本就是在国境线上又筑起一道长城,看来惟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翻越这段障碍,让东亚与欧美联为一体。各国公使也各施手段,都设法想作吃螃蟹的第一人。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列强都忙着钻营游说的时候,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戳起电线杆子的,居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也没政府背景的英国小公司——利富洋行。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在他之前的发明家们——比如许林格、惠更斯等人——都在试图找出一种通过电流传输,用导线或磁针的多种排列和位置改变来代表26个字母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实现方法技术难度大,工艺复杂,成本又高,很难进行商业推广。

这些钻进了钱眼的家伙如此不上路,自然让上边的大佬很不开心,再加上这个行当的确是获利丰厚,又让人眼红不已。所以洋务派的泰山北斗李鸿章刚死,第二年接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就奏明朝廷,希望将电报收归国有,并很快获得了批准,袁世凯也随即被任命为电政大臣。
结果修改来修改去,这一拖延就拖到了5月21日。这时恰好成都周围发生小规模的兵变,陈宦以为谁跑过来搞兵谏,吓得立刻把邓文瑗叫过来,让他拿出电报草稿,匆匆改了几笔,拿去电报局发布。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做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得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巴黎和会期间,列强罔顾中国利益,悍然把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北大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决定要采取行动。最后他们决定打电报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告诫他们不可卖国,同时通电全国,表明北大的政治态度。可是通电实在太贵,他们都是穷学生,实在出不起这个钱,只好你一块、我一块地凑,最后凑出近1000块钱,刚够给全国报馆发一次小规模的全国通电,最后居然还剩下300块,买了些竹布作旗帜,在五四运动期间起了大作用。
邮传部是清朝官制改革的产物,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虽然说它也做了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但终究清朝已经从根子上朽坏了,不是哪几个人或机构所能挽回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次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现在台湾地区的“交通部”仍然管理电信邮政业务,就是此事遗存。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于是中国电报局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邀请。盛宣怀的这份英明,就算搁到现在也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当时担任上海道沈秉成是个文人,金石书法他很精通,折樽冲俎却非其所长。他听说丹麦人蹬鼻子上脸,居然连电报房都建起来了,十分生气,立刻把英国领事麦华佗与美国领事西华找来,要求他们给丹麦人施压。两国领事还是装聋作哑,不肯帮忙。沈秉成没办法,只能直接去与丹麦交涉,可没想到丹麦人玩了一手空城计,说丹麦公使回国叙职,没人能作主,这一空,就从19873年10月“空”到了1874年10月,整整一年!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而吴佩孚呢?在邵飘萍死后,他的局势急转直下。北边的冯玉祥败而不溃,北伐军在南边已经势如破竹。这一回无论如何通电也救吴佩孚不得了,他一败于湖南、再败于武昌,三败于郑州,被新一代的名将叶挺追着屁股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去四川,彻底退出民国政治舞台——而他在通电上的得力助手张其锽死于半途匪乱,这也预示着他政治生命的完结。
比莫尔斯发明出他的电报机早84年的1753年,就有人试图用电力来远距离传递信息,这时候离伏打发明电池还有40多年呐。这位名叫摩利孙的老兄的设想很简单,很直观,也很有趣。我们都知道,静电感应是可以吸引灰尘、纸片这样的轻薄物体的。摩利孙就利用了静电的这一特性,从发报点到收报点扯了一束26根的金属导线,每根导线的末端都挂着一个金属小球,球下面又挂着一张写有字母A~Z的小纸片。发报端的人用静电机依次连接导线,导线另一头的纸片会被吸起来,收报端的人就可以按照字母纸片被吸起的顺序组成文字。这种方法稍微一推断,就明白投入实际应用的难度有多大,试想静电能有多大功率,又可能传递多远呢?就算功率问题解决了,发、收信繁琐,容易出错等问题也是这种静电电报的致命伤。所以虽然后来还有许多发明家沿着摩利孙的思路继续研究,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能造出一台用于实用的静电电报机。
尤其是在上海居住的商行们,对于此种困窘感触最深。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最为繁忙,商机纵横,商人们对于电报业务的需求日渐增加。这些需求反馈到了各国政府,于是各国政府责成驻上海的领事们来促成上海至吴淞、川沙的电报线路。可惜清政府在这一方面表现出了罕有的强硬作风,谁来说都坚决不准,连一贯与清政府关系良好的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都碰了一鼻子灰。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这可真是瞌睡时送个枕头,龚照瑗正发愁如何在伦敦地界拿下孙中山,他没想到猎物居然自投罗网,心中大喜,他与龚心湛以及使馆的其他两位参赞计议了一番,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绝对不可以放过,遂设下一个圈套。
这是历史上第一款具备一定实用价值的电报机。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闭合由电池与双向开关构成的回路,利用线圈的电磁效应来控制一根磁针的偏转方向。五针电报机,意思就是有五根磁针,这五根针排列在一个菱形刻度盘的中心线上。刻度盘上画有字母。发报者可以控制其中任意两根磁针的偏转,通过排列组合来指向特定字母。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顺便插一句,张家的后代虽然已经在全世界开枝散叶,但六子中的老五张寰和先生一家如今仍然住在苏州五卅路与十梓街交叉口西北侧的九如巷,本书读者如有机会,可以到此一访。
儿子五岁即读长篇历史小说,大学想攻文史,结果却读了通信工程专业,又到大河网从事技术工作。知子莫如母,我欣赏他的文学灵性,明白他的理想守望,却没有竭力促成他的文学梦想,原因在另一篇文中谈过:“怕是我的文学生涯勾惹了他,怕他早早学了文人的做派而又练不就文人的能耐,怕他滥用了文人的感情而又长不硬文人的风骨,怕他贪图文人的风流而又经不起文人的艰辛。”如今新书付梓,儿子一偿夙愿,我密云不雨的心头终于下了第一场雨。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没过半个月,一代枭雄病死了。据说他死前口称“他害了我”,不知是指太子袁克文,还是指这个背信弃义的陈宦。当时有一副陈说此事的对联:“筹安六君子,送命二陈汤”,其实汤芗铭、陈树藩两个人只是凑中药名的填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这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陈宦。

收报机接着打出了间隔,他只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瞥了一眼刚刚抄录下来的五个字母,拼在一起是:“REHXH”(“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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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华阳
放弃同样是一种选择
青涩模样

都变成黄昏与你回家

下了
不要管别人是怎么想的
陆机
懦弱的人在危险时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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